[29]通过这样一番博弈，2014年苏格兰公民投票回到前两次公民投票的轨道，成为英国又一次重要的宪制型公民投票，并最终否决了原设议题，维持了英国统一。

依据E.B.Tylor的经典定义，它远远超过了前述的三个主要文化领域而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伦理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类所获得的其他的能力和习惯。在宪法中引入作为国家目标条款的文化国，它作为基本权利条款和组织机构规范之外的第三种规范结构赋予了政府在文化领域相应的作为义务。

通过增列更多相关基本权利的方式虽能实现文化利益，但相关基本权利入宪带来的其他作用有时并非法秩序所能承受。[7]Ulrich Scheuner,Pressfreiheit,in:VVDStRL.22,1965,S.38f. [8]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在当代价值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宪法解释任务也发生了转变，即不再以客观和唯一正确为目标，而是致力于追求社会价值的整合。[19]但是德国州宪中的成功范例以及在国家或超国家层面上的突破——比如新世纪的《欧盟宪法》(Vertrag ueber eine Verfassung für Europa)第280条第5项特别强调了联盟必须维护和促进各个成员国的文化多样性。在是否把文化作为国家目标进行规定的问题上学理中确实一直存有疑虑：首先，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内容抽象不易确定但却可以限制立法者的政策形成自由，一旦因为违宪疑义而进入宪法诉讼具有最终决定权的将是联邦宪法法院。

这会造成由宪法法院而不是立法机构在做政策决定，从而间接造成权力分立结构的改变。不过这种论点忽略了，一旦将文化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入宪，无论在国会做政策辩论时，或是在联邦宪法法院审查法律有无违宪时，都是强而有力的宪法论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成文宪法概念在英国宪法学中并未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

实际上，强世功这篇文章的主旨虽然看似在讨论一个具体问题，实际是想倡导一种研究方法，即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9]参见叶海波：我国宪法学方法论争的理论脉络与基本共识，《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17]参见张翔，见前注[12]。如果说在大陆范围内讨论宪法适用只是纸上谈兵的话，那么，香港问题提出的挑战则是真切而严峻的。

例如，在君主制时代，先王驾崩，继位的皇帝若年纪尚幼，则暂时无法临朝。之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宪法秩序的基础是理性，而行政专权的本质在于应对例外状态，理性永远无法事前预料到所有的例外状态，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专权永远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

[41]依作者的界定，行政专权是先于法律和外于法律的权力。从法教义学进路出发的研究则固守文本，努力使文本的含义更加清晰准确。国体概念具有建构国家形态、将特定政治权威加以正当化以及形成国家统合原理这三种功能。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凌斌对政治宪法学的批判。

唯有在君主立宪制下，由于君主与人民的力量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为赋予这种政治态势以一种合理的法律解释，于是学者创造出超越于君主和人民的实体，即国家，君主和人民遂皆降格为国家之下的机关，唯此才有可能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26]参见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张翔在这方面的工作可算典型代表。苏力倡导对本国特殊宪制问题的研究，正是此一姿态的表现。

在此过渡阶段亦需要特定主体承担代表人民意志的职责。中国宪法学界在讨论教义学时，忽略或误解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何为宪法学的教义？只有首先确定教义，才可以用教义学的方法对教义进行体系化处理。

最终，文章虽然选定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但也不过是提醒读者注意这个题目的重要性而已，具有启发性的认知并不多。如果带着特定立场进入认知领域，就会把本应客观的学术研究转变为不同立场的政治冲突。

第二，促进基本权利体系内部的融贯。最后一类是公民基本义务条款以及赋予特殊人群特权的条款。[25]参见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30]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5期。只要实现了这一点，代表的具体构成则并不重要，即使是官员代表或精英代表，也不足为虑。克服此缺陷的传统思路集中在增强全国人大的广泛代表性这个要点上，也就是增加特定群体的代表比例。

从此三条进路出发形成的政治宪法学、规范宪法学和社科法学正处于激烈竞争的阶段。详言之，《宪法》第33条可以辐射出关于基本权利主体、国家义务、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等具体内容。

制度性保障理论成为讨论的热点。这些研讨多从史学视角出发，以回顾八二宪法为主，但也兼及中国近现代宪法史。

[31]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所谓解释，就是通过对法律文本的理解来把握其规范性含义，而体系化则是将解释获得的概念与规则等进行整合而形成逻辑一致、内在和谐的整体。

政治宪法学关注规范的创生，法教义学阐发规范的意涵，法社会学关心规范的落实。以此概念所传达的适用机制和适用方法为标准，才有可能进一步区分不同的宪法条款。如果把政体类型区分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则国家法人说是与作为过渡形态的君主立宪制最为契合的理论形态。作者把三个面相的规范层次一一对应，勾画出如下的价值序列： ┌───────────┬────────────┬────────────┐ │根本法            │宪法基本原则        │不可变更法          │ ├───────────┼────────────┼────────────┤ │非根本法          │宪法具体原则        │可变更法            │ ├───────────┼────────────┼────────────┤ │非根本法          │宪法规则            │可变更法            │ └───────────┴────────────┴────────────┘ 此价值序列可以作为宪法适用（尤其是宪法解释）的参照。

不过，此项工作在其于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已经完成。[2]此处之所以只能提供概数，是因为宪法学、法理学和法史学三个学科存在主题交叉、重复统计的可能。

[41]参见章永乐：‘必要而危险的权力：民初宪政争衡中的行政专权，《法学家》2012年第2期。政治宪法学进路的研究则完全在另外的层面，该脉络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宪法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稳固的规范文本？其规范效力的现实基础是什么？由此可见，政治宪法学要回答的恰恰是规范宪法学自觉排除的前提性问题。

至于这些规则应该如何称呼，则是第二位的问题。进而，其功能在于简化法律工作，减轻法律人负担，也就是所谓减负功能。

（一）宪法史研究 以八二宪法为契机，大多数刊物皆组织了专题研讨。从规范宪法学进路探讨宪法适用时，论者皆预设宪法已经是成熟稳固的规范文本，所需做的工作只剩下两种：一种是把规范文本体系化，化解其中的矛盾。夫子曾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遗憾的是，宪法学长期以来一直忽略对政协的研究。

[42]杨丽敏对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研究一反常规，凸显其国家建构的意义。第二，冲突规则，即当对法律的解释存在多种方案时，应选择其中不违背宪法的方案。

当前，大多数宪法学者均视国家为黑箱，只关注规范性的宪法，似乎宪法的运作无需特定的政治基础。国家所有实际上是一种名义上的所有，而个人则切实拥有使用权，国家的名义所有权对个人的实际使用权并无直接影响。

由此，行政专权是一种必要而危险的权力。导致其无法直接适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缺乏明晰性、稳定性和可实现性。